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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一起忆"高考"那年!

发布时间:2016年06月06日    浏览量:2340 次   

  曾几时,我们也在风华正茂的时代赶赴考场,经历人生的那段青春岁月;上海约瑟互感器人向那些经历高考或即将高考学子们的青春致敬。

  又一年的高考来临。昨日看到人人上的一条状态:“关于高考,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”顺手回复了一下,得到同学们的众多点赞。想想我也老了,可以回顾一下历史,不妨就再深刻反省一下。

 

  1977年,一股新鲜空气瞬间吹遍中国大地:“要高考了!”高中的老师们突然变得精神焕发,神采奕奕起来。

 

  还是在两年前,我从成都随父母转学到蚌埠。本来在成都已经上了高一,但是两地入学时间不同,分别是在春秋季,要么升半年,要么降半年。老爹他们不知怎么想的,让我降了半年,从头念。回忆历史就是这么奇妙,让人感叹:幸亏降了,让我赶上了高考,要不然就得下乡插队去了,人的命运就很难说了。

 

  那时的中学生根本不念书。我惊讶地发现,蚌埠这个中学的学生更是如此,上课时间全在瞎闹,下面学生打架说话闹哄哄一片,谁也不听老师讲啥,想听也听不见。教语文的女老师只好装作啥也看不见,只顾讲自己的,下课拉到就走。只有那个化学老师还会吼几句,镇一下堂,他是秃顶,天生就有股煞气——这个场景怎么好像现在日剧里的中学生啊?

 

  我同桌的那个家伙是个捣蛋鬼,上课时不时要戳你一下,你要是回敬的话,他更是闹个没完。最后好像是和他打个平手,他也就收敛一些了。但这种环境马上也就习惯了,也处了几个要好的小伙伴。一个小伙伴潘同学说,他舅舅在合肥的中国科学院里上班,那里全是高精尖的玩意儿,晚上有道好亮的光柱刺破夜空——想来就是现在的贤康神柱的前身吧,连厕所里面都装了白白的坐便器——他说的是董铺岛上的光机所。马同学说他姐姐是复旦毕业的大学生,我到他家里时,他翻出来姐姐发表的一篇论文,上面全是稀奇古怪的数学符号,让我好生羡慕。他家里是有些背景的,要不然姐姐也当不了工农兵大学生。

 

  学生们热衷的是些社团活动,这是真正的社团——共青团,而且只有这一家。团活动大约就是打扫卫生、往乡下送肥之类——所谓的肥料不是大粪,而是居民生活垃圾,也就是烧过的蜂窝煤和烂菜叶啥的。在成都时送肥下乡是个好活动,借来一辆大板车,装满垃圾后,由一个力气大的同学主拉,其他人在侧面助推。这不光是锻炼身体,重要的是到郊区农村,看看农田油菜花啥的,新鲜刺激,相当于现在的春游了。

 

  在蚌埠这个活动也不错,知道了周边一些地理地貌。相对于天府之国来说,这里比较荒芜,满世界褐色的土地,农田里胡乱横躺着深沟,乡间小路泥泞不堪,天晴后路面凸凹不平,拉车很是辛苦。没有太多的绿色,冬天贼冷,路边的河沟里通常都结着一层冰,上课时学生们也顾不得打闹了,都在拼命跺脚取暖,那个薄薄的解放鞋真是让人受不了。

 

  这么差的环境为啥还要从天府之国迁过来呢?因为那时安徽有肉卖!国营的菜市场里大家排着队,争购那一小堆一小堆切好的肉,每堆份量都是一定的,只是有的肥些,有的瘦些。挤在挡板外面的人,手都指着那几堆白色多些的,吵吵嚷嚷的,生怕售货员拿错了。这些事情都是老爸单位上先来探路的人,回去后给大家传说的。于是,他们几个战友一合计,集体调了过来。

 

  还记得临走之前的几个月,顿顿吃的都是青菜,没有任何油水,按现在的标准来说,大家身体都十分清瘦和健康。老妈家的领导要送行,搞了一餐家宴,其中炒大白菜深得大家赞赏,因为有肉味,像是肉丝炒白菜似的。这个菜的大厨是他家当工程兵的儿子,得意地给大家传经:要先把生姜在油里爆一下,炒出来就带肉味了。这个偷偷学来的厨艺我一直记得,不曾想以后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。

 

  虽然一直向团组织靠拢,不过团组织不待见我,我猜测因为家里是设计院的,一听就是知识分子出身。其实还不真是这样的,虽然父母有点文化,但一辈子干的是政工——好在政工是由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干了,而不是那些真正的工人农民大老粗。团干部、班干部和评选的先进积极分子几乎是清一色的工人和农民家子弟,他们如鱼得水,班长和团支书好像现在的黑老大那样,喝香的吃辣的,对学生们发号施令。看得出来,老师也比较宠他们。

 

  不过仔细想来也不是这样,比如女生就会得到照顾。同样是设计院的一个女生陈同学,当了团支书(可能是付的),她家才是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家庭,老爸是工程师,老妈是教师。另外一个外面转校过来的女生张同学,据老师私底下神神秘秘地说,她爸是给林彪开飞机的,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,家里因此给发配到了安徽这旮瘩里来。老师挺照顾她,也给她安排了一个小位置。这几个女生人都很好。比如说,那年我们在旁边的第三纺织厂学工劳动,也就是不拿钱的临时工,车间里纺织机里的梭子撞击声吵得耳朵都要聋了。中午大家都是自带的盒饭,看我啥也没有可怜兮兮的样子,陈同学就专门带了午饭送给我。

 

  那几年事情真多。先是批林批孔,接着是唐山大地震,伤员全国转移治疗。学校里也住满了,空地上置了床和蚊帐,到处是护士和残疾人。其实我们也和那些伤员一样,都是住在室外,因为传说其他地方也要地震。有些居民在马路当中用碎砖石、瓦片、油毛毡、竹竿等材料搭起了窝棚。不过,设计院还是有钱的主,单位出资建了几个大平房,所有职工都住在里面,一排平板大通铺上,一家一个蚊帐。半夜里,各家心照不宣地挨个钻出帐篷,在痰盂里小便,嘘嘘声此起彼伏,煞是一道风景。

 

  几位国家领导人也先后去世。尤其是毛泽东走的那阵,每人都佩黑袖章,大家列队在操场上,全国同步参加追悼仪式,大喇叭里播放着哀乐,让人觉得这个国家马上要完蛋一样。

 

  那阵我闲得慌,买了一套《知识青年自学丛书》看了起来,其中数学和化学看得比较带劲。若干时间过去,忽然间,传来可以参加大学考试的消息。这下倒让人有些手足无措了。大家谁也不知道考什么,怎么考,也没有参考资料和习题。那时的教科书上多是些毛主席语录,实在的内容很少。我好像是拿了《丛书》上的习题做练习,老妈从报刊上剪下不少新闻,作为政治复习资料,她又拐弯抹角地从熟人那里讨到一些文革前的考试题,手抄后拿回家来。那时搞到题目是凭关系的,而且这可能是全国性流传的手抄本。

 

  学校风气和课堂纪律陡然一新,所有的学生都开始听讲了,上课再也没有人打闹嬉笑了。老师们喜笑颜开,但他们还是有些不适应,应该怎么讲才能让这帮啥也不会的小子们补起来呢?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同学的水平到底如何,哪些好些,哪些差些。之前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,根本就没有过学习成绩这个概念,他们也从来没有关心过。

 

  于是,学校搞了几次摸底考试。这下才明白,平日里那几个完全不在眼里的,既不是团干也不是班干的学生,原来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好学生。我那时几次考试都是学校第一名。其实那些考试放在现在,可能连小学生的水平都不如。可是,物理老师说得好:我们就是要矮子里面拔将军!

 

  我很高兴地变成了将军,一扫被工农子弟压迫的闷气:妈的,什么破团组织,老子现在还不想屌你呢!

 

  物理老师在课堂上大谈特谈高考对社会的影响,和念大学的好处,例如大学生毕业后吃糖无需配给,而农民还是农民!他的风向转得很快,之前宠着的是那些工农子弟,转眼间便对他们不屑一顾了,对成绩好的学生另眼相看,这让本来不喜欢他的我,也对他开始有了好感。还是很感谢他,让懵懵懂懂的我明白了,原来这世界真的要大变了,不只是当不当将军的问题。

 

  他的名字我还记得,因为我们用化学分子式改称他为硫化砷。他的教学水平其实不高,有时讲题还能被我找出错误。不过,他也让我出丑过。一次他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,以为我肯定会做的,点名让我上台演算,而我恰恰不给面子,真不会做,站在那里下不了台,好尴尬一个!

 

  刘老师的一席话让那些团干部们傻了眼,他们这才意识到了:风向开始转了。我估摸,原来他们都是想凭借出身好,毕业以后想从政当干部的。而我们这些臭老九家的,原来从没想过这些,早早就准备好走毛主席指出的路:“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甚至我都想好了,要干就干个有技术的活,比如说当个电工。

 

不自觉间,我的周围开始围聚了各种同学,包括以前的那些班干部团干部,逐渐地也和他们交上了朋友。其实有些同学并不是要巴结我, 例如王班长和孟团干, 他们是真正知道了,成绩好才是老大!那次学校体育课测试800米跑,最后百米我都已经喘不过气来要倒地了,王班长还拉着我的手,硬把我拽过了终点线,差点给翘了。

 

  好像从那时起,我也混了个课代表啥似的,有几个女生趁交作业时老要套下近乎。早先有几个和我要好的小伙伴,这时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苏同学本来学习成绩很差的,后来不知不觉间成绩开始好了起来,甚至有次化学考试,我俩拿了全校第一第二名,这下轰动了,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,包括我。实际上我并没有特意教他啥,只是他有问题时我帮助解答而已。这事传开后,好几个同学都来找我,有一个干脆直接把我拉倒他家里,拿出书来硬要我当场给他讲课,也就是等于现在的家教了,不过是义务的。让他自己有什么搞不懂的地方问我,他连问什么都不知道,这让我好为难:这哪是一下就能给你讲懂的,何况我又不是你的朋友!

 

  这时我最喜欢的是数学,恰好那时徐迟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刊登了长篇文学报告“哥德巴赫猜想”,一时间陈景润的名字响彻祖国大江南北,知识分子地位空前高涨,数学变成香饽饽。

 

  还记得,数学老师个子不高,成天拿了个三角板,在黑板上画角度写公式。他人很好,并不会对哪个学生特别照顾,即使对于我。其实,他是最早赏识我的老师。还在学测量绘图时,我们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,拿了标杆、平板等测绘仪器在学校里测距,我负责指挥和最后绘图,最后完成了一张绘图漂亮和尺寸准确的校园图纸作业,交给他后称赞不已。

 

  后来我终于把《丛书》的数学册看完了,受益匪浅。因为它的后半是讲的微积分,我把它的意义和方法都学会了,说方法其实也就是简单的背了几个公式。想想,那个年代的学生连三角函数都搞不懂,要是知道了微积分那还得了。解析几何中求极值啥的,用个洛必达法则简单几步就搞定了,那些初等方法只是用来对付改卷的,我完全可以先用微积分验证一下结果是否正确,然后再交卷。

 

  不过,那时班上也有两个数学好的学生,家里是真正的工人,没有任何《丛书》指导,也不会微积分,数学成绩和我有得一拼,我十分佩服。可惜了,他们只是单科好,其它都不行,马上就在第一轮淘汰中被刷了下来。

 

  这第一轮就是市里组织的考试。原本说好是应届在校生都可以参加高考的,女团支书那时写的作文题目就是“接受祖国的挑选”——这是那时高考的口号。但是下半年一道通知下来,在校生必须经过选拔,才能参加考试,而历届生全都能参加。这一轮考过以后,学校里只有我和夏同学活了下来。不过,其它同学都心安理得的复习去了:谁知道第一次高考是怎么回事,还是让那些不怕死的先去踩踩地雷吧!

 

  于是,我和夏同学成了好友,都不到学校里上课了,因为学校里又恢复了正常的课程进度,不再搞复习了。学校不管我们,我们就闭门在家复习,因此也和班上其它小伙伴们疏远起来了。有时,我还到他那个小窝棚里面聊聊,他家里好像也是个小干部,为了复习清静,他搬进了窝棚。我们互相交流经验。我发现,他把公式等抄成整齐的图表,挂在墙上四周,很受启发。不过,我好像并没有这么做,通常是晚上睡觉前,在脑子里把当天的知识再重新回顾一遍。

 

  我的语文不好,有一次我把作文拿去给语文老师看,她批了我一顿:简直就是八股文!一琢磨,她说的在理,因为一天到晚都是看的报纸八股文。咳,也来不及学了,好在那时只强调数理化,大家都认为语文只要糊糊就行了。

 

  报考哪个学校好呢?把登了招生名额的报纸翻开来,其它学校在安徽招的人数都少,一个专业才几个,只有安徽本地的招生人数多。从上往下排:中科大、安大、合工大。理由很简单,中科大有“中国”,安大是“安徽省”,合工大只代表“合肥市”,完全是按照行政区域级别来的。那时的清华北大还比较臭:文革期间,“四人帮”的打手“梁效”常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社论,文革结束后被揭露出来,这个“梁效”就是清华北大两校的代名词。

 

  转眼之间,秋去冬来。到了考试时间,一到考场,吓我一跳,遍地乌压压的一片人,看起来都是成年人的模样,而像我这样稚嫩的中学生几乎看不到。心里陡然增加了压力,怎么能和这帮大人较量赢呢?

 

  试题难度不太大,和复习时的那些题目差不多,具体是些啥记不清楚了。只记得,语文作文好像是写自己的理想抱负,我大约写的是要发现新元素啥的。政治考试有道题是写出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平日里给灌得滚瓜烂熟的东西,到了节骨眼上却掉了链子,有一项就是想不起来了。我坐在后排,交卷时老师还没有到我这里时,随口问了一下旁边的那位。本不指望他回答我的,结果他却告诉了我,赶紧写到卷子上,正好老师来收卷了。

 

  后来我也回顾了,这件事是否道德?我的结论是,我们是玩技术的,政治这玩意儿,就像《水浒》里面的生辰纲似的,属于不义之财,不打劫白不打。

 

  数学考试结束后,旁边的那位来问我一道题的结果,有来有往嘛!那是一道解析几何,要把一条代数曲线旋转后写出方程。我的解是椭圆曲线,一看他的解是圆,不禁呆了:“一个圆再怎么旋转也是圆啊,那还值得去旋转吗?”这么一说,他也意识到做错了,可惜他已经来不及修改了,卷子马上就被收走了。

 

  高考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, 那时是不公布高考成绩的,考得如何一点没底。既不知道自己的,更不知道别人的平均,心里七上八下的。老妈有时拿回一张报纸,兴奋地说:又增加招生名额了!一看,大约是讲,录取比例由1/35提高到1/30。这还不是一回事!录了我一个,就有其它30来个人被刷了。同样,录了一个别人,我可能也就被刷了。

 

  但是,最后还是收到了中科大的录取通知书,而夏同学却落榜了,据说全市在校中学生也只有很少几个考上大学的。那时是没有调剂的,报错了学校也就全完了。我一看录取专业,心里凉了大半,不是我想上的数学,而是莫名其妙的“磁学”,明摆着是徐迟的报告把我的数学梦给撬掉了嘛!这个磁学是搞地磁场的还是搞磁器(瓷器)的啊?跑去问物理老师,他也说不上所以然来,但肯定不是做磁器的,这才放心了一些。

 

  记得物理老师还神情兴奋地道:“你考上了就好了,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:既然他能考上,我们也能考上!”我心里颇不以为然,心想未必吧,其它同学和我的差距,大约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清楚。

 

  后来市里要搞中学生高考复习动员会,让我作为录取大学生代表去发言,大约是因为我上的学校是最好的吧。我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,面对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,第一次做了个报告。意思大约是,人要给自己加压力才行。这个概念是那个时代才独有的,学生都在学校里吊儿郎当惯了,谁还有压力这个概念啊!

 

  拿着录取通知书,去市里办转户口手续时,看着一大堆人围着一个女办事员讨好着她。轮到我时,她看了通知书一眼后莫名其妙起来,随意找了个借口把我打发走了。次日再去办,她又找了另外一个借口把我赶走了。把老爸惹火了,那个时代办事都是要送礼的,肯定是那个女的没有收到礼,故意来刁难。于是,老爸找了那个单位的头头,声明高考是国家的政策,不得违背。头头还是懂得轻重,这边赔个不是,那边一声令下,马上就给办好了。

 

  学校里没有啥欢送仪式和红榜,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去市里相馆拍了张照片而已,大概有:潘同学、苏同学、马同学、王班长、孟团干。然后我把珍藏的一本邮册送给了马同学,里面都是舅父以前送给我的外国邮票,以及一些自己收藏若干年的邮票。心想,以后要好好学习了,不能再玩这些业余爱好了。

 

  1978年3月8日妇女节,我和单位上另一位录取到6系的同学,一起坐火车到了科大。最初的印象是,这完全不像是国家级的大学啊!图书馆前面有一个偌大的泥水坑(现在郭沫若像前面的广场草坪位置),学校的围墙是土砖的,墙上贴着许多牛粪饼,校园旁边全是农田,农民就把牛粪贴在墙上,晒干后当燃料。

 

  班级里第一次开会,同学们纷纷对学校状况表示不满,认为被“中科大”的名字给忽悠了。班长“老大”说:“我还以为科大是在北京,怎么跑到这个旮角里来了?”几个同学一致附和起来。看来,就我没被忽悠,我早就知道它在合肥!不管是怎么来的吧,反正这里面集聚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精英,真是一大群牛人、奇人、怪人,平凡的我马上就给湮没掉了。

 

  我是班上年龄倒数第二,后来听说,当时学校是想把我放到少年班的,不知是否如此。幸亏没有去少年班,那个班级的学生更是奇葩,我去了还不又得给憋屈死了。那时有个新闻纪录片就是拍的少年大学生,我在假期回家时,在设计院的大礼堂里看电影,正片之前就放了这个短片。

 

  科大的校训是“又红又专”,我是不够格的,只专不红,但是老大是典型的红砖。他的年龄比我们高出一大截,是从海南的农场里考来的。那时科大招生招的都是些年龄小的,但是老大的高考成绩实在太好,科大不忍割舍。他现在已是学界的一个牛人,在Iowa大学研究计算凝聚态物理。他是毕业那年出的国,先去的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读博,而那时的其他同学,大多是考了李政道搞的CUSPEA考试后,到了美国读研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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